中国制造业不输美国，“假性减税”须根除 | 今日话题

第3746期

导语  昨天话题谈的是中国制造业被过重的税负所累，引发广泛讨论。事实上，在中国，减税的呼声一直很有市场，近年来减税的行动也未曾间断，从“结构性减税”到降低宏观税负，减税政策不断变化，但企业真正享受到的福利却十分有限，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更是直言不讳，斥责5000亿的减税是“假减”，减税面临巨大阻力。为何在减税的大背景下，还会出现大量不减反增、明减暗增的现象？这值得好好分析。本专题为“三问赴美办厂”系列第二篇。

▲“假性减税”：不减反增、明减暗增、税减费增，企业并未真正享受到减税带来的优惠

中国的税负到底是不是“死亡税率”？官方和民间数据不同，说法也各异。不过，双方可以达成的一个共识却是：中国的制造业正面临困境，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税负过重。减税也就成了增强中国制造业实力、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应有之义，“结构性减税”随之产生。

所谓“结构性减税”，通俗点讲就是对税负结构进行调整，具体税负有增有减，但总体税负水平并没有大的变化。

这样的政策表面上看是在减税，但其实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学家马光远直接把“结构性减税”斥责为骗局：“有增有减的结果就是增的多，减的少。宏观税负不断上升，减负成为一种口号。”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结构性减税”是骗局

事实也是如此：有的税负被上级取消，转眼下级还在继续征收；有的地方政府表面上在减税，实际上还在增税；有的原来不征的税后来又重新缴纳；还有的税收虽然减少（取消），但相关的行政性费用依旧飞涨。

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假性减税”，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在减税的大背景下，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具体福利。

《经济观察报》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大型进出口企业的税务总监告诉记者他们并没有明显感觉到税费的减少，报关费虽然取消了，但是一个月几万块钱对企业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另外，公司在省里的堤防费（河道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虽然取消了，但是市里依旧在征收。而从整体来看，税收虽然减少了，但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却相应增加了。

意识到“结构性减税”存在问题，财政部门也开始对总体税负“开刀”，今年5月1日全面推广的“营改增”就号称要保证所有行业的税收只减不增，并且给企业送出5000亿元的税收减免大礼包。

问题是，这些真金白银真的能让企业享受到吗？

▲即使是保证各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营改增”，也因为税率和税收档位的不合理，无法产生相应的减税效果

“营改增”就是把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等以前缴纳营业税的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允许进项抵扣，仅对增值部分纳税。这项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减少税负，改在服务业，利在制造业。

不过自2012年1月1日就开始试点的“营改增”并没有让制造业的整体税负出现明显下降，有人把原因归结于“营改增”只是试点还没有完全展开，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同时它的范围也没有覆盖所有行业，减税的效应也得不到充分体现。如果这个理由说得通的话，那么“营改增”政策在全面推行之后应该不存在上述问题，减税效果相当明显才对，结果却不尽然。

根本原因还在于增值税自身税率存在问题，一方面税率档次过多（共有17%、13%、11%和6%四档），不同企业的类似业务适用于不同税率，不利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例如，一家电视生产服务企业如果要送货上门并进行安装调试，可能出现好几种情况：售卖电视适用17%的税率，电视送到用户家里按运输算的话适用11%的增值税，按派送算的话则适用6%的增值税，对电视进行安装调试又适用6%增值税。对企业来说，这几项服务是按单独业务来确定相应税率，还是作为混合销售统一按17%来征税，不同的企业策略不同，类似业务带来的税负也不等。另一方面17%的基准税率也远远高于那些和我国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直接导致我国国内市场产品价格与海外市场产品相比竞争力偏弱。

所以，即便有5000亿大礼包的刺激，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企业所能感受到的真金白银的优惠也十分有限，况且这5000亿大礼包还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的地区有的行业不仅没有享受到优惠，反而由于供应方和生产周期等原因，进项税额较少，或无进项税额，或者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最后这些企业的税负不减反增。

到2015年底，官方统计“营改增”试点共减税6000亿，这一数字遭到质疑

▲“假性减税”的存在说明减税面临巨大阻力，体现了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重税主义”思想

地方政府不执行减税政策也好，税率改革过于保守也罢，无非说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减税行为一直面临巨大阻力。表面上看，这种阻力是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不得不增加税收，其实背后反映了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重税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首先体现在对税收的认识上。在复旦大学教授韦森看来，各级政府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中政府税收都只是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是因为政府必须提供公共服务，需要钱来运转，这些钱只能取之于民。但是从经济学和财政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形式的征税都会产生“无谓损失”，减少社会总福利，甚至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产生削弱作用，所以税收又是一种“恶”。税不是越收越多越好，过重的税收会使经济陷入困境。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在征税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其次还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我们的政府已经从单纯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转而变成投资型政府，所以它看到的只有利益计算，有着无穷的征税冲动。这样的冲动不仅没有任何制衡，甚至还得到变相的鼓励，很多地方依然还把征税能力视为一项政绩来夸耀。马光远就提到今年一季度河南某地税收增加了40%，就在网站上当成政绩来进行宣传，可见重税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要想政府真正主动地减少税收存在不小的难度。

河南地方媒体报道征税情况

另外，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衡和博弈也使得减税政策的制定和真正执行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要求减税，地方表面上答应，暗地里拒不执行。以“营改增”政策为例，因为营业税是地方的主体税收，主要部分归地方所有，但是增值税则是中央和地方共享的税种，所以从营业税转变为增值税，地方政府的利益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也是“营改增”政策一度步伐放缓的原因。

▲消除“假性减税”需要对增值税进行立法改革，更要从根本上对公共行政支出进行约束

要真正减少税收，激发企业活力，就需要打破“假性减税”，让企业真正享受到减税带来的便利。具体到“营改增”，一方面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另外一方面也要合并同类项，减少增值税档次。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就提出建议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从现行的17%降低至12%。此外，其他很多学者也呼吁财政部应尽快对增值税进行立法。这两项政策都是切实可行的，应该加快推动。

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改革，例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中央应该调整财政转移支付，保证地方政府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获得更多，从而遏制地方政府盲目征税的冲动。

归根结底还是要控制公共权力的扩张，以及公共事务性支出的增加。财经评论人叶檀把近十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原因之一归结为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庞大，这话不无道理，公务员队伍的扩大，也就意味着政府公共权力的边界在扩大，公共行政事务性支出也在不断增加。减税先要减支，只有真正从根源上控制政府的规模和事项，才能真正减少税收的征收。

“三问赴美办厂”系列第一篇：美国制造更划算：中国制造何时能不为税费所伤？

结语

陷入困境的中国制造业需要减税来解套，但减税不能嘴上叫的响亮，结果福利谁也没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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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  

奚应红  

是小溪不是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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